1942年的破产法，并不限于调整破产执行程序中的程序及相应的方式与期限等方面，而是引入了一个宽泛的实体法的规范，以调整无清偿能力的企业主的各种关系。比如，规定了自宣告破产之日起与合同相关的破产后果；规范了资金债务、利益、酬劳等方面。
总之，破产法引入了一个包含程序与实体两个层面的特别规范，以应对企业主无清偿能力的情形。这一点与民法典中针对债的不履行所做的一般性规定大相径庭。该处理方式的不同，其根源显然在于立法者所追求利益的差异：在商业企业主无力清偿债务时，应将更广泛的保护需要纳入考虑中，而不仅只是单个未能满足债权的债权人的利益。
商业企业主的无力偿债，意味着无力“依规定满足所有债务偿还的需要”，由此造成对一系列无疑极具重要性的私人与公共利益的损害：首先，对企业主的债权人，不仅针对那些已显示无法履行的，还包括尚未表示不履行，但有无法满足其债权之虞的；其次，对就业造成压力，即企业主的雇员有失去工作的风险；再次，更加总体而言，对经济生产体系造成损害，因为企业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对其他行业的主体造成连锁反应，包括供应商、用户，及消费者等；最后，反应到市场上，会对竞争造成损害。